瑞来专业 | 中国法院判决在英国申请承认与执行：法律框架与实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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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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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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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过多种渠道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根据《1920年司法行政法》（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20）^[2]，英国与部分英联邦国家保持判决互认安排；《1933年外国判决（互惠执行）法》（Foreign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Act 1933）^[3]将互惠执行范围扩展至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荷兰等国家。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可自动执行欧盟根据《布鲁塞尔条例（重订本）》^[4]作出的判决。脱欧后，英国不再自动执行欧盟判决，但已加入《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法院判决公约》^[5]。中国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制度所覆盖的司法管辖区。因此，中国判决在英国执行的唯一路径是依据英国普通法。

根据英国国际私法原则^[6]，一份外国判决要在英国获得承认与执行，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外国法院须具有英国法认可的管辖权（Competent jurisdiction）。英国法院不会依据外国法院自身的管辖权规则，而是依据英国冲突法规则来判断外国法院是否对被告享有管辖权。具体而言，以下四种情形之一可满足该要件：（1）诉讼程序启动时，被告身处该外国司法管辖区内（对自然人而言要求实际出现，对于法人而言求其在该国境内设有固定营业场所）；（2）被告在该外国诉讼程序中是原告或提出了反诉；（3）被告通过自愿出庭接受了该外国法院的管辖；（4）被告在诉讼程序开始前已就该诉讼标的同意接受该外国法院的管辖。主要权威判例为Adams v Cape Industries plc [1990] Ch 433^[7]。

第二，判决须为确定金额的金钱给付义务（Definite sum of money）。判决必须涉及固定金额或可通过算术计算确定的金额。非金钱性判决（如禁令、宣告性判决或临时措施）在普通法下通常不可执行。如果外国判决中已明确利率及计算方式，利息部分可被认定为确定金额。

第三，判决须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Final and conclusive）。 该判决必须就其所裁决的事项在当事人之间为终局性判决，在外国法院不再可被审查或重审。已通过中国司法监督审查程序（即“再审”）的判决，或上诉期已届满的判决，通常符合此项条件。

第四，判决不可被有效质疑（Not impeachable）。 判决不得存在欺诈、违反自然公正、违反英国公共政策等情形，也不得属于《1980年贸易利益保护法》（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1980）第5条^[8]所规定的不可执行范畴。

与依据条约或成文法进行的登记程序不同，普通法下的执行需要在中国判决的基础上，在英国法院重新提起诉讼。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高等法院提起新诉讼。债权人需向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的商业法院或王座法庭发出诉讼文书（Part 7 Claim Form-申索表），诉因是债务——即中国判决构成该债务的来源。诉讼请求陈述书应载明中国诉讼程序、判决内容及四项普通法条件。

第二步：域外送达。如被告不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境内，债权人须依据《民事诉讼规则》（The Civil Procedure Rules 1998）第6.36条及实务指引6B第3.1(10)段^[9]申请域外送达许可。

第三步：申请简易判决。被告送达并就送达作出确认后，债权人可依据《民事诉讼规则》第24部分申请简易判决。审查标准为：被告对诉请是否具有真实（而非空想）的抗辩前景，以及是否存在其他迫使案件须经审讯的合理理由。一旦四项普通法条件显然已获满足且无实质抗辩，简易判决通常会获得批准。

第四步：执行英国判决。获得英国法院的判决后，债权人即可使用英国法下的全部执行措施，包括第三方债务令、押记令、停止令、出售令、控制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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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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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是英国法院首次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标志性案件。

案件背景：原告Hangzhou Jiudang Asset Management Co Ltd和Hangzhou Biaoba Trading Co Ltd依据中国法院的两份终局判决，向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事法庭申请对被告Kei先生进行强制执行。被告拖欠原告合计约6,0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

核心争议：两份中国判决均包含“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条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现第260条）。被告主张该条款构成《1980年贸易利益保护法》第5条所禁止的“多重损害赔偿”，因此整份判决不可在英国执行。

法院裁判：Christopher Hancock KC法官经审理认为：

第一，《1980年贸易利益保护法》第5条的立法目的是针对美国反托拉斯诉讼中的多重损害赔偿，其适用范围不应被不当扩大。

第二，中国法下的迟延履行利息是在合同约定利息之外额外计算的一项独立违约金，计算公式为本金×0.0175%/天×迟延天数，并非对赔偿金的“加倍”“三倍”或其他倍数。该利息系因被告未遵守法院命令而产生，具有激励遵守法院命令的独立目的。

第三，即使该利息条款落入《1980年贸易利益保护法》第5条的范围，也可因其基于独立的诉因而与判决主文相分离，不影响判决债务的整体可执行性。

据此，英国法院批准了原告的简易判决申请，中国判决得以在英国作为债务执行。

该案是英国法院承认中国判决的又一里程碑。

案件背景：五名债权人依据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和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五份终局判决，向英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袁先生和高女士在诉讼提起后移居英国，并于2017年取得塞浦路斯国籍。五份判决均系缺席判决，涉案总金额超过人民币2.45亿元。

核心争议：被告主张中国法院不具有英国法认可的管辖权，理由是在中国诉讼提起时（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二人已不在中国境内居住，且已取得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

法院裁判：HHJ Baumgartner法官经审理作出如下认定：

关于协议管辖权：原告之一Qing Li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包含管辖条款，约定由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管辖。虽然白下区人民法院在合同签订前已并入秦淮区人民法院，但法院认定双方显然存在笔误，其真实意图是指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即合并后的秦淮区人民法院。另一原告Zhongyong Jiang的合同中约定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法院认定秦淮区人民法院作为被告公司住所地法院，属于有管辖权的法院。

关于居住管辖权：法院深入审查了“居住”（residence）这一概念。依据Bestolov v Povarenkin [2017] EWHC 1968 (Comm)一案确立的标准，居住地认定需考虑以下因素：（1）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居住；（2）即使某地并非主要居住地，仍可构成居住地之一；（3）居住地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永久性或连续性；（4）居住地的认定是事实和程度问题，需考察居住的质量和性质。

法院经审查证据后认定：被告虽在2016年夏季短暂停留塞浦路斯，但缺乏在塞浦路斯建立固定或惯常居住地的证据；被告在2016年10月仍在中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如与原告陈继红签署债务确认书）；被告直至2017年10月才取得塞浦路斯身份证件，在此之前仍保留中国户籍和身份证，且未按中国法律要求注销户籍登记。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在原告提起诉讼时仍居住于南京，中国法院具有英国法认可的管辖权。

据此，英国法院裁定五份中国判决均可在英国作为普通法下的判决债务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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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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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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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申请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诉讼时效为六年，自外国判决可执行之日起算^[10]。这一期限适用于普通法下的执行。

如无异议，普通法下的执行程序通常可在一年左右完成，具体取决于法院排期和送达要求。如有异议，时间可能延长至12至18个月或更长时间。^[11]

无异议案件的费用主要来自律师费，法院费用相对可控。有异议案件的成本可能数倍于无异议案件。律师费通常按小时计收，总费用视案件复杂程度和律师的资历而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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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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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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